八月的太阳像烧化的铜汁，从清晨五点就往下泼。我蹲在店门口焊一只稳压器，汗珠掉进焊锡，"滋"一声冒白烟。菊花阿姨把卷帘门推上一半，让阳光斜斜切进来，像给幽暗的铺面开了一道刀口。她手里攥着一张薄薄的信纸，信封上印着红字——"市劳动局"。

"小陈，"她声音发颤，"你...你帮我看看，这写的啥？"

我擦擦手接过，是"农转非"批复通知——我的名字列在首批"随父转户"栏里。父亲离休后，组织上终于答应把我们一家四口从县郊公社迁进城区。那一刻，我脑子"嗡"地一声，像有人把示波器的高压打到了极限：我不再是农村户口，从此可以吃商品粮、分煤票，将来进国营厂，分宿舍，甚至娶城里姑娘。

菊花阿姨盯着我的脸，忽然笑了，却比哭还难看："好啊，鲤鱼跳龙门。"她转身去里屋，脚下一绊，差点踢翻零件箱。我张嘴想喊她，却见她把脊背挺得笔直，像要硬生生把什么折断。

第二天，师傅也知道了消息。他拍着我的肩，夸他给店里招来"福星"，说将来我进了大工厂，别忘给他拉业务。我点头，却下意识去找菊花的影子。她正蹲在灶台前烧水，蓝火苗***铝壶底，映得她半边脸红得发烫。我走过去，小声说："菊花姨，我...我不会忘了你。"她没有回头，只轻轻"嗯"了一声，水开了，雾气漫上来，她的睫毛湿成一缕缕。

转户手续办得出奇快，***一纸章盖下，我的身份像被重新编码。母亲催我辞去店里的活儿："早晚要进厂，别耗在那破铺子里。"我口头答应，却一天推一天，连自己都说不清在等什么。

傍晚，广场放露天电影，《人生》里的巧珍被高加林抛弃，人群里发出长长叹息。我倚在柜台，看银幕的光影投在菊花脸上，她的泪痕一闪一闪。我鼓起勇气，把父亲发的第一张"城市居民粮票"递给她："这个...给你家买米。"她愣住，指尖在我掌心划了一下，像被烫着似的缩回去："让人看见，你师傅会骂人。"我固执地塞进她围裙口袋，她却忽然伸手，把我推开——师傅酒醉归来，正撞在门口。

那一夜，我没回宿舍。店里太热，我搬了张竹床睡到后院。月光像长了毛的霜，铺在废旧显像管和铜线上。后窗半掩，我听见前屋低低的争吵——

"那小子给你啥？粮票？你缺粮票？"

"人家好意..."

"好意？他翅膀硬了，想打你主意？别忘了你是谁老婆！"

"我谁老婆...我早忘了我是谁！"

"啪"一声脆响，像玻璃杯被掼碎。我心脏跟着炸开，想冲进去，却听见她压抑的抽泣，像钝刀割布，一丝一缕，闷得人透不过气。我攥紧拳，指甲陷进肉里，却终究没敢推门。

第二天清晨，师傅像没事人一样吩咐我去库房点货。菊花阿姨左眼乌青，扑了厚粉也遮不住。她把早餐推到我面前：一碗白粥、两只煎得焦脆的荷包蛋。我低头扒饭，不敢看她的眼。她却忽然俯身，用只能让我听见的声音说："好好奔前程，别回头。"热气混着葱香喷在我耳廓，烫得我想哭。

离店那天，父亲亲自来接。吉普车停在广场边，我拎着行李，像被命运拎起后颈皮。菊花阿姨站在柜台里，背挺得笔直，嘴角挂着笑，却像一张拉满的弓。我张了张嘴，想喊她，却被父亲一把推上车。车门"砰"地合上，我隔着玻璃看她，她抬手挥了挥，动作很慢，像把什么从生命里撕下来，然后转身进了里屋，背影瘦小，却再没回头。

车轮卷起尘土，我低头看掌心——那张被我攥得皱巴巴的"城市居民供应证"静静躺着，钢印冷硬，像一枚崭新的镣铐。我终于明白，所谓"农转非"，不只是跳出农门，也是把一些人一些事，永远留在身后；而命运最残忍的地方，在于它给你光明的同时，也悄悄掐灭了你心里最后一盏烛火。

车过十字路口，我回头望，广场上的太阳白得刺眼，那间小小的五金铺被光吞没，像从未存在。可我知道，那里有裂开的西瓜，有潮湿的蒲扇，有一双被凉鞋印晒伤的脚，还有一句来不及说出口的——

"菊花姨，我带你一起走，好不好？"